戴旭

　　1886年（光绪十二年）8月，北洋舰队第一次访日。

　　当年7月，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接到清廷驻朝鲜全权代表袁世凯的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觊觎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朝鲜一向是大清的保护国，清政府深知，一旦其落入他国控制，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北洋舰队前往永兴湾一带巡防。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得到李鸿章首肯后，4艘“远”字号军舰由丁汝昌统领前往日本长崎，其余两舰在海参崴待命。

　　长崎启战端

　　8月9日，定远等4舰到达长崎。定远、镇远属同级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在西方又被称为萨克森改进型铁甲舰，排水量7000吨。在当时海军中的地位，类似今人眼中的航空母舰，堪称“亚洲第一巨舰”。长崎民众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到访，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没有想到的是，北洋水师的水兵却和当地民众发生了冲突，而接着是更大规模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袭击，日本拳师领着流氓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双方大打出手。数百名早有准备的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死，将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隔离在各个街区，随即大肆挥刀砍杀。长崎市民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寡不敌众，又无法互相呼应，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有记载说，定远等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当时日本海军才刚刚起步，绝非中国海军的对手。

　　可是丁汝昌却没有下令开火，丧失了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中”的机会。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很生气，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语带威胁地说：“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11月24日，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此时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清廷不愿再度卷入战争漩涡，故未批准此议。次年（1887年）2月，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中国52500元，中国赔付日本15500元，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水兵喝醉了酒来本国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威胁论”一时成了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更作为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就连日本小孩当时最流行的游戏，也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

　　炫“富”赛军备

　　“长崎事件”结束后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揭开了“海防献金运动”的序幕。经过新闻报刊大肆渲染，日本国内很快就掀起“海防献金”的高潮。至1886年9月底，捐款总数就达到103.8万日元，当年不像今天，日元还是很值钱的。这笔巨款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及1890年，日本相继提出两次海军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4艘军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即23海里/小时），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1891年5月到6月间，北洋舰队在威海进行了成军后第一次校阅，场面极为宏大，颇令亲临现场的李鸿章陶醉。校阅刚结束，日本政府即邀请北洋舰队访日。本来，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的中国海军不需要铁甲舰，李鸿章就是为了震慑日本才力主购买定远、镇远二舰，这一邀请，正中李鸿章炫耀海军实力的下怀。

　　6月26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组成编队，从威海卫出发，首次正式访问日本（上次去长崎是为了补给维修）。7月5日下午3时，舰队抵达横滨港，旗舰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7月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登上定远参观的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后来回忆，定远号舱内非常干净，不亚于欧洲军舰。他还记叙道：“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国内“对强大的中国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的社会心态，如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谈及北洋舰队时也感叹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一流输二流

　　相比5年前在长崎的远观，这一次与定远舰从内到外的“亲密接触”，让日本军方深感羞愧和刺激，随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扩充其海军军备的又一波高潮。就在明治天皇接见来访的北洋海军军官前一天，日本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获得国会通过。

　　1892年，日本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经天皇许可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明治天皇发布敕谕：此后6年间，每年再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就在这一年，知耻而后勇的日本海军已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掉的数量，迅速成为一支可与北洋舰队相抗衡的海上力量。

　　1891年访日期间，北洋舰队一些军官注意到了日本海军的高速发展，暗生危机感。右翼总兵刘步蟾向丁汝昌力陈：我海军战斗力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丁汝昌也上条陈，认为北洋舰队有些舰艇已经老化，机器运转不灵，舰队在航速和射速上落后于日本，请求增购舰船。

　　然而，在日本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出访归国后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清廷户部以财政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机械，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

　　一流舰队停滞不前，二流舰队高速赶超，中日两国海军的差距迅速被抹平。连一直对北洋舰队的实力引以为傲的李鸿章都丧失了自信。在他看来，北洋水师勉强可以自守，战于境外，即便遇上日本，也胜算难保。

　　悲剧的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舰队没有败在海上，却全军覆没于威海港口，比李鸿章最坏的估计还要坏。

　　【作者戴旭，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