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系列经济数据，诸多重要数据不尽如人意，引发很大震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越发明显，救市对策纷至沓来。
　　最响的声音是要求“降准降息”，央行开闸放水，其实质无非要求国家从“弱刺激”加大力度，转为“强刺激”，理由是实体经济压力太大，需要增加资金供应，降低利率，为企业减负，通过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恢复增长。
　　无论“降准降息”的主张是否有理，能否收效，有一点在外人看来颇具喜剧感。中国经济增速至今仍居各大经济体首位，7.5%左右的GDP增长率让全世界羡慕，光看数字，有何可担心的？其实，真正的担心不在增长率本身，也不在GDP增速同就业的关系，而在于增速背后的债务包括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尤其是有购房按揭贷款的家庭债务。
　　仅从消灭债务的角度来说，最简便有效的方法是货币放水，通过通货膨胀引发货币贬值，进而稀释债务。国内许多专家批评美国滥印美元时采用的就是这一逻辑。同时，通过增加货币，可以降低资金成本，抬高资产价格，改善经营状况，确实不失为一剂效果明显的“强心针”。
　　问题在于整个思路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不过是“四万亿”的翻版，在当今中国经济仍处于“消化四万亿后遗症”阶段的情况下，重复“四万亿”的做法只能称为“饮鸩止渴”。岂不知时过境迁，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故技重演将带来难以承受的综合成本：当年社会各界对“四万亿”一片叫好，只有零星反对，现如今除了个别经济学家，国人还会有多少认同？当年资金泛滥尚可刺激基建和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但也因此造成今天普遍产能过剩，再加以刺激，岂不会让过剩状态更趋严重？当年为解决就业多印货币，国民忍受了国家额外的“铸币税”，如今拿什么理由说服国民接受“强刺激”必定带来的财富缩水？改革以来，公平普遍缺失主要通过经济发展的效率而得到辩护，现在发展势头下降几成定局，再要无视公平做大规模财富转移，又可以拿什么来辩护？
　　所以，与其央行开闸，将巨额资金引向政府控制的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产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不如让真正代表经济活力的民企尤其是小微企业，活跃起来，发展壮大。事实上，这确实已经成为国家的选择。近几个月来，国务院几次“定向降准”，目标相当明确，就是希望将资金输入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
　　遗憾的是，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并没有从“定向操作”中得力多少，社会资金成本依然昂贵，中小企业破产势头没有明显扭转。在此情况下，不但必须改变政策救市的原来路径，更必须改变依赖政策救市本身，而将经济发展的动力交给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才是李克强所说的“强改革”而舍“强刺激”的真正含义，而当下中国任何改革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内容，那就是给企业减税减负。
　　减税不但意味着企业经营压力当下可以减轻，盈利增加，偿债能力增强，既可以有余力扩大有市场需求的产能，也可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还可以应对工资上涨的趋势，并通过提高职工待遇，增加用工人数，间接拉动消费，还有助于改善劳资关系，调解社会矛盾。可以说在当下中国，减税已经成为破解经济和社会诸多难题的一个“牛鼻子”。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9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了6项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新政策，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减税。
　　国务院此举得到相关数据的有力支撑：虽然上半年GDP增速下降到7.4%，但就业人数新增加了737万人，同比增长12万人。新登记企业168万户，同比增长57%。“大众创业”和“草根创业”的热潮及其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对GDP指标下滑的承受力，相比“强刺激”，减税更能带来直接而有效的“救市”作用。
　　然而，国务院的减税决策能否最后产生预期的效果，除了政策自身的合理性之外，还取决于政策能否得到各地各部门的严格执行。如果地方政府基于债务沉重，财政收入下降的压力，对中央减税政策阳奉阴违，不但不见少征税收，还通过诸如“激活免征条款”、催缴历年欠税、超前征收，甚至用罚款补足减税的损失，那到最后减税新政又将无疾而终，中国经济也将难免进一步下滑。
　　到这里，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楚，如果不能管住各级政府伸向企业的手，不能切实完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不能限制行政权力本身，无论减税政策如何解渴，企业都只能“望梅止渴”。因此，要中国经济别“饮鸩止渴”，要避免中小企业“望梅止渴”，都需要一场深刻而全面的改革，这就是所谓“强改革”的真正指向：“强改革”者改革政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