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底，避居上海的道光朝榜眼冯桂芬在自己书稿封面题上了最后五个字：“校邠庐抗议”。

　　“邠”乃古国名，据《孟子》中“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的典故，冯氏借此表示对清廷一味对外妥协退让之政策不满；“抗议”出自《后汉书》，但凡涉及反对太后垂帘、外戚擅权之情形，皆用此词，可知冯对两宫垂帘的态度。由题目便不难想象此书口味甚重。十分巧合的是，也是这一年，就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有一位与冯氏同龄的改革理论家横井小楠（1809—1869），刚将其新著《国是三论》传播于朝野，以期“将大义布于四海”。

　　之后的岁月里，这两位理论家，一位因改革犯忌，再无机会进入政府，其思想沉寂三十多年方才引起清廷重视；一位虽横遭保守派暗杀，然其思想却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展开。同时代的中日改革理论家，为何其主张结局迥异？

　　“生来傲骨独崚嶒”

　　在知天命之年，半生浮沉的冯桂芬曾撰诗自况，其中两句曰：“生来傲骨独崚嶒，阅尽崎岖气倍增”。禀赋傲骨崚嶒，其人生自然崎岖不平，也恰恰是此种性格与经历，使得冯氏成为卓然于世的改革理论家。

　　冯出生于姑苏城外的商人家庭。冯氏家族世代经商，虽家境殷实，却少有读书种子光耀门楣，故一家人将希望寄托于天资聪颖的冯桂芬身上。

　　冯少时倒也不负众望，16岁即中秀才，21岁夺下举人，据张仲礼先生统计，清代士子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为31岁，冯整整提前了十年，不知引来多少同乡学友之羡慕。更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是，在苏州正谊书院时，冯颇得江苏巡抚林则徐赏识，林特意招冯至公署读书，多加栽培，“有一时无两之誉”。长期耳濡目染，冯深受林经世务实作风影响，亦立志向恩师一样振衰起敝，澄清世风。

　　要想改变政治，那首先就得投身政治，入场券即功名。自此，冯人生的坎坷路揭幕。科考是一件很玄的东西，首先书法要漂亮，书法过了关再看起承转合是否顺畅，格式没问题接着考察作者的学养，学养也不错还得审视文风，文风也不差就得求老天保佑了，毕竟阅卷大臣的喜好、品行、学术背景甚至籍贯都极有可能决定最终结果。冯桂芬绝对是八股高手，但却屡屡点背，连续参加三次会试皆败北，其无限郁闷道：“落花时节每相逢，一度来游一凄绝”。

　　科场失意，生活仍需继续。为了增长见识与治术，冯几度出任幕友，协助官员打理事务。而其先后辅佐的高官，皆是彼时名宦。如以整治漕运、疏浚运河闻名的江苏巡抚陈銮，以赈济灾荒、振兴文教而享有盛誉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及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勇殉职的裕谦。终日伴在诸位良吏身边，冯对地方各类事务、各种治理方法谙熟于胸，这为他日后提出一揽子地方整改方案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心人天不负，31岁那年，冯终于考场折桂，且高中一甲第二名，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乃朝廷高级官员的储备机构，但凡年纪尚轻、品次较高者，升迁速度大都如履青云。作为刚过而立，新科榜眼的冯桂芬，拥有这么好的自身条件，加之京师丰富的人脉网络，他只要广泛交际，勤于走动，跟对靠山，十年内官至三品，并非难事。

　　然崚嶒秉性却使其永远学不会逢迎拍马，十年京官，冯竟“足不及贵显门”。其间他曾两度典试顺天、广西乡试，除了悉心选取人才，未曾收受一份贿赂。于是，清介自守的冯桂芬不敛贿金，不循陋规，活脱脱一个官场奇葩，为官二十年，还仍是个五品翰林。而他的进士同年翁同书、董醇，已坐到安徽巡抚、户部侍郎等要职显位。

　　冯孤傲自赏，这在他人看来，不啻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故麻烦不请自来。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战火绵及江南，恰在乡守制的冯氏受命组织团练、征收捐税。江南地区自古赋税甚重，百姓苦不堪言，其症结在于大户与官勾结、少交不交；小民四顾无援，倾家荡产，冯借劝捐之契机，说服江苏巡抚许乃钊推动均赋改革。均赋意味着割大户之肉，疗小民之伤，自然触动了官绅之既得奶酪，很快江苏布政使陈启迈便授意属下罗致罪名，弹劾冯借劝捐均赋之便，包庇亲戚，贪污公款。虽几经调查，证明并无实据，但朝廷却认定“该员既因劝捐致招物议，著勿庸办理省城局务”。一纸颁下，冯推动江苏财税改革之努力戛然而止，付诸东流。

　　既然地方容不下，冯欲东山再起，于是返京候缺。不曾想苦苦待了一年多，未盼到一个实缺。究其隐情，实与大学士彭蕴章之暗中压制颇有关联。彭氏当年也是凭借直陈漕运弊端、改革赋税陋规而闻名政坛。十几年后，他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彭籍贯江苏长洲，此处恰是冯桂芬均赋改革之重点，彭氏家族利益势必受到影响。故彭视冯为刺头，有意在补缺上收拾冯氏，再自然不过。

　　官场之黑暗，一大表征便是劣币驱逐良币，贪官排挤清官，冯“生平居官，未尝于长吏求一差使，居家未尝于当事进一关说，未尝受一瞒人之钱，未尝为一负人之事”，故只得含冤受屈，遭受冷遇。

　　与冯之境遇迥然不同，自从拜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后，曾经主张锁国攘夷的横井小楠完成华丽转身，力主对外开放，进行改革，两度赴熊本藩、福井藩指导藩政改革，成效颇著。后更是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明治维新。

　　一位官场失意，空怀抱负，一位春风得意，大展宏图，在立功层面，冯氏已落后横井一程。

　　设计改革总方案

　　不是所有饱读诗书的士人都能成为理论家，也不是每位理论家皆有资格做改革理论家。一名改革理论家的出现，往往是各种机缘巧合共同形塑之结果。数年幕友，十载京曹，襄赞过几任督抚，见识过无数显宦，遍览了典章制度，亲历了多少政情，冯谙熟中国官场；出身商贾，久为士绅，深知重赋之苦，饱受战争之害，悉心研究过漕运，仔细考察过盐政，冯了解中国社会；拜林则徐门下，与魏源乃挚友，通阅相关西学著述，游览沪上租界风物，熟悉西洋之长，正视自身之短，冯洞察改革走向。

　　特殊的时代，丰富的阅历，不堪的宦涯，厚实的学养，开放的心态，赤诚的关怀，这便是冯桂芬式改革理论家之底色。而他历时两年多写就的《校邠庐抗议》，恰为以恭王为首的改革势力所开展的自强运动设计了一整套方案。这部政论集共由四十七篇组成，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堪称彼时中国士人对中西问题最具深度的作品。

　　任何改革方案皆因解决时代问题而作，故设计者首先要对所处时代做出正确判断。冯桂芬自然如此。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已进入变局之中，列国并峙不可避免。其实先于冯氏，魏源等有识之士已指出中国非天下中心，仅是地球上诸国之一。冯更进一步，经过对此际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环境变化的考量，其坦言：“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因此当下形势既不同于往古，亦非昔日经验所能预知，须认清变局，设法应对。而且所处之变局极其残酷，因为周遭列强环伺，危机四伏。冯认为清廷应“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原因在于“贼可灭，夷不可灭也”。

　　变局已定，绝无逆转之可能，依冯氏观察，因应之策唯有内行变法，外采西学而已。得益于长期在官场和基层打拼的阅历，冯氏的变法主张十分全面。政治领域，他提出改革官员升降机制、废除繁例、回避制度以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改变人才选拔形式、淘汰胥吏以更新官吏素质、通过高薪养廉遏制普遍贪腐现象等等举措；军事领域，冯主张停办武试、广泛制作西方武器；经济领域，其建议设计漕运、盐政、土贡、农桑、矿业、赋税、水利、河道、厘金诸多方面；社会管理领域，冯聚焦于户口改革、贫民救助、崇尚节俭、基层组织建设上面；教育领域，除了要求科举改革、提高教师地位外，冯还提出创办外语学校，于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对于每个问题，冯皆考其流变、辨其症结、开出药方，可谓系统到位。当然，身处大变局之中，如何对待西学，则更能体现理论家的水平。经过对沪上各国租界的细心考察，冯氏认定中国较之西方诸国，存在六大“不如”之处：“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与“有进无退不如夷”。因此，采纳西学，就不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应借鉴其制度成果，即社会管理、人才教育、干部选拔、民情上达等领域，这不啻是对其师友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的一大突破。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论证引进西学与进行变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冯提出了“鉴诸国”的理论，即“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可以说，这恰展示出冯桂芬的空间意识与世界眼光，唯有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才能走向独立富强。

　　须知道，设计改革方案既是理论工程，又是项技术活，尤其在举国闭塞的氛围中，如何缓和与消解人们对改革的疑虑、对西方的误会，亦颇费思量。冯氏的策略无外乎八个字：惟善是从，远近兼顾。于《收贫民议》开篇，冯即指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前半句重在除旧，后半句倡导开新。其意思再明白不过，如果政法不符合当下时代要求，即使是祖制也要摒弃；如果学说正吻合中国改革之所急，就算是西方的也当虚心学习。

　　应该说，冯氏这部著作奠定了其改革理论家的地位。与庙堂之上陈义甚高却无补于时局的倭仁、吴廷栋等御用理论家相比，冯的主张接地气，易落实；同官居一方埋头做事而无瑕于研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各省督抚们相较，冯的理论有深度，成体系。无论何时何地的改革，都需要这种类型的理论家。

　　在撰写著作之余，冯桂芬亦时刻关注领邦日本的动向。当日本被迫与美、荷、俄、英、法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后，其追摹西方的进程极快。对比本国，冯对此情形深表担忧：“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就在这场日本学习西方的大潮中，横井小楠撰写《国是三论》《攘夷三策》，建构了一套富国与攘夷并举的理论体系，通过政治体制、军事海防、开国通商诸领域的改革，来寻求一条摆脱侵略之路。应该说，冯与横井的改革方略都较为系统，处于彼时理论前沿，属于伯仲之间。

　　书稿似泥牛入海

　　起草改革方案的目的，自然不是藏之名山，以俟后人，而是尽可能短时间内上达高层，公布实施。冯桂芬写定初稿后，立即手抄一份寄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希望其作一序言，并代为推荐给中央领导人。

　　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曾国藩收到冯之抄本。其“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曾氏认为冯之改革理论不易实施，恐怕有两层意思：一是感觉主张过于超前，不在时人心理承受范围之内；二是慈禧、恭王刚掌权不及一载，政治趋向尚不明朗，若此时贸然呈上这部改革总方案，极有可能无果而终，同时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曾氏在回信中称赞冯书“为嘉道以来治国闻者所不及”，一方面又命人誊写副本，分发给身边幕僚，让他们进行点评，提供反馈意见。曾之心腹赵烈文于次年拿到稿本，连日仔细研读，逐条剖析，既有赞赏，亦有批评，特别是驭夷之法，可谓道出赵氏心声：“中国宜乘此急求自强之术。此条精论不刊”。另一幕僚周腾虎认定冯的改革理论“是今日第一要策，亦是今日第一至文。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是文流布，中兴伟业即于此而可卜矣！”

　　经过集思广益，幕僚们大致断定冯氏改革理论甚为可取，应尽快以内参形式呈给两宫及恭王。然曾国藩却依旧等待时机，迟迟不肯出手上呈。这一放便是三年多。其实早在书稿问世之初，冯之好友吴云就曾指出该作“间有语涉太激、过触忌讳处”，希望其继续修改，莫急于刊布。随着中央改革意向的趋于明显，曾国藩最终确定“目下中外之患，洋务最巨”，故大规模改革势在必行，是该让中央了解冯氏改革理论的时候了。不过，一贯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仍担心以自己名义递折会招致朝堂非议，于是他采用迂回策略，将《校邠庐抗议》寄给挚友李棠阶，由其代为转呈。之所以选择李棠阶，其奥妙在于李身为军机大臣，易于同两宫、恭王沟通，且其被视为亲慈禧的理论家之一，同时又认同恭王的改革大计，实乃不可多得之中间人。故由李向两派势力推荐冯书，较之旁人，把握性都大。

　　李棠阶对此书亦非常重视。同治四年五月拿到书稿，其便利用闲暇认真翻阅，认为冯的主张“多可采，其说夷务，尤裨时用”，“虽不尽可行，而留心时事，讲求实用”。最能引起其内心共鸣的，即淘汰胥吏的建议。李对衙门胥吏横行早已相当不满，遂有荐书之意，然这一年既是李生命最后一年，亦是其最心焦之一年。前有慈禧罢黜恭王事件，紧接着僧王战死，捻患弥漫，李“一事稍有未安，辄忧形于色”，终积劳成疾，与该年十一月病逝。呈递《校邠庐抗议》一事，因之似泥牛入海，不幸搁浅。而力倡改革的恭王、文祥等人始终无缘一窥冯氏之改革理论。

　　同《校邠庐抗议》一书的命运大相径庭，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成为日本藩政改革的指导性著作，其鼓吹的“取智识于万国，裨益政教”“凡地球上可称善美者，悉取为吾有”，渐成日本人积极响应西学东渐的精神主调。在横井思想的激励下，后起的加藤弘之、神田孝平、西周、津田真道、佐久间象山、福泽谕吉等思想家纷纷出国考察，将明治维新的改革理论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迟来的庙堂讨论

　　距《校邠庐抗议》问世37年后，也就是百日维新期间，在帝师翁同龢之力荐下，光绪皇帝下令将该书印制一千册，发给部院卿司堂司各官广泛讨论，并要求官员“悉心覈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覈进呈，以备采择”。此次庙堂上下的讨论效果甚佳，官员们通过阅读冯著愈加意识到改革之紧迫性，并展现了各自的见识，不少人感叹此书“诚百世不刊之论，发聋振聩之说”。此时，冯已去世14年。

　　然而，大败于日本后的局势，已非当初遭受英、法侵扰时所能比拟，世易时移，理论亦随之更新嬗替。冯氏改革方案已沦为明日黄花，无补于事。正所谓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同时代中日改革理论家学说结局之差异，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国日后的国运走向。

　　梁启超曾批判清政府君民相隔之弊端，“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诚哉斯言！《校邠庐抗议》一书始终无法进入最高层视野，为洋务改革提供理论参考，正是由此所致。晚清的改革运动，已不单单靠最高层自上而下的推广便可奏效。它必须充分吸收来自民间学者的意见，并允许社会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解放民众之思想，为改革破除思想藩篱，增加前进动力。

　　像恭亲王、文祥这样的改革者，他们既具兼济天下的胸怀，又有扭转颓势的勇气，却唯独缺乏运筹全局的理论素养。慈禧的出手揽权已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威，而未能看到《校邠庐抗议》又使他们没有树立理论权威的必要资本。于是，他们只能一直“摸着石头过河”，却始终不知道这条河到底有多宽，河里大概有多少石头，何时才能抵达彼岸。道路自信的缺失与理论水平的贫乏，终究会限制他们的改革深度。这，便是那一代改革者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