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近期民间投资加速下滑问题引起中国决策层高度重视。5月9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发《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指出“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点”。随后，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稳定民间投资的七项措施，银监会也要求银行自查促进民间投资工作。
据了解，稳定民间投资政策信号频频释放，源于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的急剧滑坡。今年1-4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去年底的10%略升至10.5%，正是投资给寒凝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些许春意。不过，在总投资稳健的背后，是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冰火两重天”。
今年1-4月，政府性投资由去年底的9.5%猛增至20.6%，增速翻番;民间投资却由10.1%“腰斩”下滑至5.2%，近乎腰斩。由于民间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超过60%，是投资增长的核心载体，因而此番民间投资“告急”自然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那么，民间投资因何急剧下滑?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根据各地向督查组反馈的信息，融资问题依旧是民资发展的重要难题，PPP模式作用也很有限。据财政部PPP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全国各地政府推出的PPP项目共有8043个，项目总金额达93103亿元。目前真正落地的项目仅为22%。
督查组在黑龙江督查时指出，当地民营经济总量仍然偏小、质量不高、结构不尽合理，还存在民营企业负担重、人才缺乏、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浙江海宁市一家服饰公司负责人指出，对民企而言，转型升级主要的难处是资金，“有了资金才有技术和人才，但是国家的产业基金、银行贷款，都到不了我们这样的小企业。”督查组也指出，各地由财政出资设立的基金、转贷金，以及与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信贷品种等，都起到了一定效果。
但正如企业所说，银行会根据企业规模排名优先贷款给实力排名最靠前的企业，民企地位远比不上国企。有些企业申请过较多PPP项目都被拒绝了，原因之一是相比之下，国企能从银行贷到更低成本的资金。各地企业家们坦言，PPP项目虽然名义上是政府和社会资合作，但实际操作中，民企往往很难参与。
甚至在国务院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中，地方在化解“僵尸企业”时，却只愿意卖给国企。
不仅如此，在督查中，很多民营企业家表示愿意参与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但各种类型的“门”就立在那里，让民企望而却步。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处处长潘毅刚强调，在这两年产能过剩、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民营资本的投资受到“玻璃门”、“弹簧门”限制，电信、高铁，民营资本进不去，垄断性较强的行业进不去。这些因素严重挫伤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不少受访企业均表示，因为有政府背景，国企参与项目被认为风险更好把控，而民企则因为缺少这方面的保障而被关在门外。比如，国家屡次强调项目招投标中不准设置不必要准入条件，但个别地方仍将诸如“测绘甲级资质”等非必需的过高资质作为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市场准入条件，大量资质不高的民营公司被排除在外。
另外，有些政府招投标项目，一个标的100多万元的项目，对竞标企业的注册资金要求竟达到5000万元以上，“屏蔽”了一批中小民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没门”现象，“说实话，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而是没门 !不知道门在哪儿!”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根据民企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座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情况比较普遍;一些省份办理相关许可证手续复杂、行政效率低下因而耽误企业项目等问题突出。多数受访企业表示：“大多数领域应该向民间资本开放，有资质的民企并不少，不放心民企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可以做好详细的审查和监管，而不应该完全将民企关在门外。”
据搜狐财经报道，有经济分析师指出，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持续走低，这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下行密不可分。2012年以来，受困于外需持续低迷，及地产步入下行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出口与投资——同步放缓，经济增速明显下台阶。在此背景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逐年走低。
2012Q1-2014Q3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由8%下降到7.3%，而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均投入资本回报率由6.9%下降到6%。实体经济新增投资收益不能覆盖融资成本，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随之逐步走低。
除此之外，2015年以来民间资金“脱实向虚”，加剧了民间投资低迷的局势。
首先，民间融资成本与政府融资成本裂口扩大，不平等竞争削弱了资金“入实”的意愿。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信贷都高度倾斜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对民间借贷则通常“避之不及”。因此，银行贷款利率更多反映的是政府的融资成本，而民间投资则更多遵从于民间借贷利率。2014年四季度以来，央行先后6次降息，引导银行一般贷款利率由10.1%大幅降至5.7%，但同期民间借贷利率却一直维持在19%左右的高位。
这进一步加剧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成本不对等的状况。2015年以后民间投资的加速下滑与此不无关联。今年1-4月，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中长期贷款，流向了政策所指的基建和地产领域，而反映实体经济内生需求的票据融资则持续低迷，这更集中反映了政府融资对民间融资的“分流”效应。
其次，股票与期货市场一度火爆，民间资金被显著分流“向虚”。在民间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2015上半年的股票牛市，2016年3月以来的股市反弹和期市火爆，都对民间资金产生了明显的分流作用，这两个时期民间投资均加速下滑。伴随股票牛市的开启，股票市场月度成交量由2014年10月的0.66万亿股，上升到去年股灾前夕的2.04万亿股，增长超过两倍。
股灾后，撤出股市的资金并未返回实体，而是借助银行理财、投资基金等涌入债券市场，助长了债市的“杠杆牛”。今年3月以来，在基本面预期转变和信用违约事件冲击下，中国债券市场步入调整。但这一次，资金依然没有回到实体，而是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开始大量涌入期货市场。3月期货成交量由去年12月的3.37万亿手飙升至5.44万亿手，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民间投资持续“脱实向虚”，各类资产竞相轮番走牛，彼此相互强化。
而在财政发力背景下，政府性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中国民间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一般性竞争行业，而财政发力主要偏重于民间投资涉足甚少的公共服务类部门，财政政策与民间投资难以形成共振。民间投资有两大特点：一是高度逐利性，与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相区别;二是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性不强”的一般性竞争行业。
今年1-4月，制造业中民间投资占比为86%，而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教育业等公共服务领域，民间投资占比均不及30%。后者无疑是财政发力的主要领域，这就意味着财政发力难以同步拉动民间投资。
（中经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