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长年不给公务员涨工资致惊人腐败

　　本文摘自：凤凰新闻 作者：刘三解，原题为：《刘三解：给公务员发多少工资才合适？》

　　康熙皇帝一生干过很多大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名单念下去太长，搞得他老人家还想再活五百年，怕影响今天社会的安定团结，只好提件小事应应景：

　　康熙元年，全国各级衙门里书吏的工资被取消了。

　　换句话说，就是除了各级领导干部之外，非领导职务序列的所有公务员，自即日起义务劳动。

　　这一“义务”，就坚持了250年。

　　更诡异的是，清朝初建，大思想家顾炎武就说过“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200年后，打垮了太平天国的湘军名宿郭嵩焘又说“本朝则与吏胥共天下”，感情拿工资的不管事，管事的偏偏没工资？

　　我们知道，佛门道家辟谷可不是人人能学的，就算吏胥自己不吃饭，老婆孩子总还要生活，可没有工资怎么办？

　　清朝政府很讲究，允许书吏通过收取“陋规费”生活，基本工资和乞丐差不多的衙役们也靠这个分食，地方上招数不少：

　　收税的时候超额自留叫“浮收”；在银子和铜钱兑换时做手脚叫“勒折”，雍正年间浙江乌程收人头税，市面上1两白银兑1200文，地方征税却要求每1两银子的税交2400文，直接翻番。

　　运粮食进北京要走漕运，老百姓还要管运费，这个叫“漕规”，定额1石的漕粮，实际要交2石以上。食进北京要走漕运，老百姓还要管运费，这个叫“漕规”，定额1石的漕粮，实际要交2石以上。

　　更损的是老百姓向官府伸冤，不给钱连呈文都不收，雍正朝安徽阜阳县衙的门房，每收一份呈文要钱4500文，叫“签子钱”，心情不好了还敢要双份。

　　不过论起实惠来，地方上这些花招和中央六部书吏比起来差远了，因为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建小金库，美其名曰“部费”。

　　咸丰三年，恭亲王奕曾说，各省解送北京的税款，进户部的账目、库房，每1000两都要交100多两的部费；军需报销更狠，直接比其他项目多加两成，乾隆朝西藏平叛，报销数千万两军费，光给这些书吏的部费就达到200万两白银。

　　这是户部，工部管营造，虽然当时不兴“造城运动”，却架不住黄河、运河隔三差五就得修一修，这河工一年600、700万两银子，自然要揩揩油。

　　兵部、吏部、刑部手里没项目，吃的则是“卡脖子”钱，给钱的事情好办，不给钱的，吏部可以扣你的任命，兵部可以卡你的军需，刑部干脆能搅和你的案子。

　　就连礼部这种清冷衙门，由于掌握着各府道州县铸造大印的活，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印，几十两不嫌少，一百两银子不嫌多。

　　这种腐败是不是触目惊心？难道就没人管吗？

　　有，确实有人管。

　　康熙皇帝为了这“部费”几乎把六部都骂遍了，偏偏没动手给它废了。同样，锐意改革的雍正皇帝规范了半天书吏的编制和选用资格，也歇火了，他的宠臣田文镜面对陋规，能做的也不过是给山东、河南两省的收费项目做了个价目表……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简单，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根本做不了基层公务员的业务，写八股、吟诗作对他们行，收税、断案这样的必修课还得雇师爷统筹，更不用说漕运、仓储、账目这些专业工种，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这样的官员，历代的俸禄表，按照品级罗列待遇，到雍正朝还搞出了养廉银，工资待遇不算低了，可除了按规矩从书吏、衙役们指缝漏出的陋规费里分肥，又有什么用处？

　　就此而言，谈今天的公务员工资，说清朝养廉银如何、宋朝俸禄如何厚待士大夫，本身就是个笑话。因为这样的环境下，高薪根本无法养廉，因为廉洁与否的权力并不在这些享受厚禄的“官”手里，而在头顶仕途“天花板”的“吏”手中。

　　那么，“吏”们曾经的工资有多少呢？

　　明代，地方书吏们的年薪是6两白银，中央各衙门和督抚衙门书吏年薪36两，另给4石米。清代，顺治九年搞了一次地方书吏大降薪，年薪给减到了4.8两。

　　如果没有康熙元年的一刀切，书吏们的合法收入是个什么层次？

　　光绪年间五品郎中何刚德在《春明梦录》写道：“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

　　1头骡子24两银子，1个仆人月薪要6两银子，可见300年间通货膨胀之严重，不过请注意，胥吏们可没有涨工资这一说，当然，大清朝官员的正俸标准几百年就没涨过，养廉银在道光后也不怎么正经发，何况地位卑贱的胥吏？

　　也就是说，如果谁真在这个时候干公务员，想不拿黑钱过日子，还不如去给人当仆人划算。

　　说到底，清朝的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想过在制度层面上改革呢？

　　王安石。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一方面把胥吏纳入官俸体系加薪，并用重罚约束；另一方面提出任官者应该先担任胥吏的职务，以学习政务的细节，同时，提高胥吏的政治地位，让他们不再被排除于正统仕途之外。

　　然而，这套政策被后继者废止。

　　这个结果或许令某些人扼腕，然而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多发钱非但不能治百病，反而会添新毛病。

　　王安石下台后，苏辙任中书舍人，朝廷认为吏员太多、太滥，命其裁减。正当他为吏员难裁犯难时，小吏白中孚对他说：

　　“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

　　意思是，原来工资少、规矩小，胥吏们都忙着捞外快，人少自然分得多，就不希望新人进来；现在工资多、惩罚重，胥吏们赚外快不易，还不如多来点人分担，乐得清闲。

　　这不正是“乱作为”和“不作为”的矛盾吗？

　　公务员是个新词儿，还是日本来的舶来品，搁中国古代，“治人者”叫吏，“吏事君”叫官，合在一起称“官吏”，不较真的话，两者就是一回事。

　　那么，官和吏有什么区别？

　　很简单，负责任的是官，干实事的是吏，这和今天公务员分领导岗位和非领导岗位差不多。

　　大多数中国人本就不爱较真，所以在讨论公务员工资的时候，最爱提的就是宋、明，左手高薪养廉，包龙图（北宋名臣包拯）有千万年薪；右手没钱活命，海笔架（明代名臣海瑞）买不起肉吃。

　　问题是，大宋朝优容的是士大夫，是官，明太祖定工资苛待的也是官，他们的工资体系和一个月赚2000块钱的普通公务员有神马关系？大宋朝的一个从九品的下县主簿，靠熬资历磨勘，100年当不上宰相，同样，当今的副县长就算干100年，能干到总理吗？

　　所以，讨论普通公务员的工资还需脚踏实地，略过宋、明，看汉、清，方才有所镜鉴。

　　看清朝，昨天的文章已经说了不少，很多读者把一腔“仇官”愤慨都甩在了评论里，恨不得当今也学那“250年零工资”的高招，其实是打错了点。

　　自魏晋官吏分途之后，吏员的社会地位急坠，高中历史课本里也提过所谓官分清、浊，而吏员干脆是世职，父一辈子一辈的干实事，偏偏被踩在官的脚底下，得不到上升的机会。

　　到了隋唐，科举出现，干实事的地位更是越来越差，就连在官员序列里的三省主事，也就是国务院“处级”、“科级”官员，正经的流内八、九品官（唐官品分流内、流外，经考试可由流外官升到流内官，所谓“入流”），士大夫也拒绝担任。

　　原因是吏胥工作，“皆以俦类为耻”。问题是，唐代的进士及第可不像大清，考上了就能捞个七品知县，按规定，进士科考的最好的，甲第授官也才是个从九品上，偏偏人家还看不起你八品的主事，一句话，我就歧视你，怎么了？

　　到了宋代，有流内官品的吏胥，干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参皇帝的资格，比他们级别低的士人官却能享受这种荣誉。当时还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参加科举考试，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给你干掉了。

　　所以，假设《水浒传》说的真事，宋江这个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除了造反再洗白还真没什么可能性。当然，武德大夫这个标识多少级干部的职称本就是南宋才出现，后两个职务根本不符合宋朝的制度，纯属乱写，不可当真。

　　这种歧视和限制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连吏员子孙三代都被禁止科举，社会上看他们更是“以奴隶使之，以盗贼待之”，身份之贱与娼妓、奴仆为伍，偏偏他们又掌握着社会管理的实权，到了节骨眼上，反倒能一言决人生死。

　　比如上文中说到的军费报销，打平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拥兵20万，到了报销军费的时候，照样得找掮客和户部的书吏们勾兑“部费”，人家开口是一厘三毫回扣，也就是1.3%，湘、淮军要报销3000多万两军费，要掏40万两白银。

　　曾、李也不跋扈，又找了个人去讨价还价，得了个挥泪大出血，8万两。8万两也没法正常入账，曾国藩就上了个折子，请求军费免审，领导同意了。曾国藩这个高兴啊，给儿子写信讲述心声，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

　　啥意思？能免了户部书吏们过道手折腾，这份感恩，比他得到高官显爵超过100倍！

　　圣旨免审了，曾国藩还是不敢省那8万两，照付，只是户部不能再多要了。这时候的曾国藩是什么地位？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妥妥的国家领导人兼大军区司令，到了屋檐下一样得低头。

　　这等威力，宋代的胥吏同行差得远了。宋人也有“吏强官弱，浸以成风”的说法，有胥吏号称“立地官人”、“立地知县”，也就是官员只管坐着办公盖戳，吏员站着决策管事。

　　极端案例也不过是政事堂的小吏苏允淑和唐州团练使判官掌宣有仇，正好苏允淑奉命裁汰70岁以上的老同志，大笔一挥，把掌宣划进了二线队伍，掌宣时年35。

　　拉拉杂杂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在政府理论上可以干预一切都社会形态下，吏员位卑权重，还想不给他们发工资，天天痛骂，嘴上是一时爽了，可俗话说“破罐破摔”，有清朝的先例在此，谁还想再经历一遍吗？

　　有人或许会说，清朝是封建社会，现在时代不同了。

　　三解承认，时代确实进步了，工业社会远比农业社会更加复杂，就连腐败的样态也不再是在农民身上抠税银、等着下属送常例孝敬。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时下的政府仍是大政府，而明朝、清朝则是“皇权不下县”的小政府，按理说后者干预个人要来得轻，然而，小政府又有多“小”呢？

　　按照光绪年间修的《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中央六部中户部书吏最多，定额247人，所有在京机关书吏总计1184人，地方从总督到州县一级是8到14人，而这个时候有1358个县，400多个府、直隶州、直隶厅和23个省。

　　看起来是不是小学算术题？没那么简单，纸面上的编制要是能作数，大清朝恐怕要君主立宪到现在了。

　　事实是，清初中央各部书吏“多者以千计，少者不下数百”，同治朝游百川上疏称“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这些都比不上老前辈刘衡在道光朝碰到的情况。

　　刘衡被任命为巴县知县，一到任，发现自己部下衙役竟然有7000人之多，花了1年多的时间清退了6700人，只留下100多人干活，也干得不错，等他离任之后，衙役又恢复到了数千人的规模。

　　这么一算，大清朝该有多少披着官皮、吏皮的“公务员”？即使按照平均1个地方衙门1000人算，也已经过150万了吧？

　　要知道，道光年间中国人口有4亿3千万，而今翻了2番，清朝官吏等比例增加，也该有450万，而当今700万公务员的“大政府”，其中那些算不上“官”的基层公务员，基本看不到什么比拟大清同侪主动“破家灭门”的残虐，你还仇个什么劲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