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新加坡当时的经济顾问）在口述历史档案中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

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

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当时，新加坡依然属于对资金流动必须实行外汇管制的英镑区。韩瑞生向英格兰银行一名职员打探消息，以了解在新加坡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外汇市场，以便为新加坡开拓“亚元”市场铺路的可能性。对方告诉他，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此系统，同它特殊的历史因素有关。对方也提醒韩瑞生，新加坡可能得脱离英镑区后才能落实这个计划。我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地去进行。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追究，新加坡也就无须脱离英镑区。无论如何，英国四年后取消了这个制度。

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必须向国外银行家保证，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另外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有能力监管银行业。

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完全依据法律和条规运作。这些法律条规定期进行检讨和修订，以便跟得上金融服务的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使外界对我们的刚直不阿、办事能力和判断能力有信心。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垄断本区域赛场

早期，在1968到1985年间，本区域整个赛场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取消了非居民存款人在利息收入上的预扣税，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来投资。所有亚元存款也无须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的规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

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正因为如此，新元坚挺而稳定，汇率保持在足以舒缓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水平。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来以处事缜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该局在70和80年代受到考验，它拒绝给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发出在新加坡开业的执照，结果证明它能够站稳立场。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所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银行是由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卢森堡注册的，股东包括沙地阿拉伯、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四国的皇亲国戚，属下约有400家分行和办事处遍布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73个国家。1973年，银行向新加坡申请岸外银行营业执照，未获批准，原因是它太新（1972年才成立），资本总额也太低。1980年它重新提出申请，结果因为国际信誉不高而再次遭金融管理局回绝。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放弃。1982年，曾经协助新加坡建立亚元市场的范伊厄宁，问起有关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申请执照的事情。好几家中央银行的主管人员告诉当时刚接任金融管理局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的高铭胜说，他们对国际信用商业银行都抱着保留的态度。所以当范伊厄宁和我见面时，我决定还是支持高铭胜的做法为妙。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不诚实行维导致其他银行蒙受巨额亏损。它在1991年7月被迫终止一切业务时，存款人和债权人索偿110亿美元。新加坡因为拒绝在标准上做出妥协，免遭池鱼之殃。

凭着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金融管理局在高铭胜的带领下，协助把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为了能够跟国际银行竞争，金融管理局鼓励本地规模最大的四家银行（统称四大银行）收购本地其他小型银行，进行合并，以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实力。四大银行都获得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推选，跻身亚洲基础最稳固、资本最雄厚的银行之列。

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和公共部门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个问题。他在1981年5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

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资种类的系统。杨邦孝（现任大法官）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枰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袁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更别说保证回报。

1997至98年间，世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李显龙领导金管局

显龙（副总理）和由他领导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

金融管理局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至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的银行稳步过关，没有发生放账过多的情形，股市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泡沫现象。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