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8月底，湖北省巡抚曾国荃把湖广总督官文告上中央，一场官场上的轩然大波随即掀起。令两位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是，弹劾案带出了受贿案，受贿案牵涉到夺情案，本属地方性的权斗却触发了中央人事布局上的政争，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最终影响了清廷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
二把手叫板一把手
        有清一代，督抚同城之设置，堪称地方政治一大弊端。督抚制度源于明初，但非常例。清沿明制，通过几朝不断调整，督抚制趋于规范，总督偏重军政，巡抚专司民政且听命于总督。然事实之情形往往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督抚同城的地区。道理很简单，若督抚二人皆非善类，则相互勾结，各谋私利，难收牵制之效；若二人贤与不肖各一，则君子对付小人而力不从心，小人敷衍君子却绰绰有余；即使二人俱是时贤良吏，由于性情不同，意见各异，亦不易相安甚至水火不容。一句话，制度设计上的弊端制造了无数场政坛风波。因此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弹劾官文，便是其中缩影。
        1864年底，清廷任命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听闻此讯，大哥曾国藩立即修书一封，提醒九弟“湖北军政多出于阍人、仆吏及委员之嗜利者，奏牍则一味欺蒙，深为可叹……沅弟假满出山，与各邻省督抚共事，亦必龃龉者多，水乳者少。”
        曾氏下如此判断，实与湖广总督官文有关。官文，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在位达十数年。其“无过人之才”，诸事决于家奴，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厨子大。如此无能之辈，缘何安坐高位？原因在于湖北居天下要冲，控扼长江，中央必须安排心腹之臣。官文身为满人，且听话，自是最佳人选。官文上任后，与湘军屡生不谐之音。先是官不配合曾国藩战略部署，后险些将左宗棠整死，故“湖南帮”对其绝无好感可言。后来“搞定”官文的，是继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起初胡倍感掣肘，心生弹劾之意。幸好属下阎敬铭一语点醒：“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而官文身边幕僚亦建言：“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官态度阴骤转晴，胡更是顺水推舟，时常将省库财税结余私赠官文，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林翼所言，文无不从；文所请，朝议亦无不从”。不过官胡之交，实乃利益驱使，并非志同道合，故曾国藩断言“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果不其然，胡氏殁后，继任者屡遭官文收拾。曾国荃到任伊始，极力表示愿“与督臣官文同心协力，共济时艰”。奈何汝虽有意，彼却无情，曾很快感受到湖北官场之险恶。
        当时湖北布政使唐际盛与曾国荃之挚友黄南坡有过节，曾国荃来鄂，唐生怕其替哥们儿寻仇，于是私自代官文拟一折子，建议朝廷不给曾巡抚印玺，只护卫鄂省军事。官文认为不妥，并未采纳。然唐一计不成，再生一招，居然将此折寄到了湖南，广为散播，造成官文阻挠老九赴任之假象。曾国荃得知此事原委，勃然大怒，与唐从此结下梁子。之后唐又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从而将军权牢牢收入掌中。此事令曾怒不可遏，“查国家定制，巡抚本应提督军务，从未有别加帮办之名”，于是，曾决心杀鸡儆猴，入鄂才两个多月，便使用专折奏事（此乃督抚与皇帝之间的秘密沟通渠道，可起到控制封疆大吏与进行紧急决策之效），弹劾唐际盛，要求将其“立予罢斥，永不叙用”。同时曾顺带还点了官文一句：“督臣秉性宽厚，年已七旬，大事则任其挟持，小事则听其蒙蔽”，不啻当着最高层扇了官文一耳光。
        搞掉了自己的看门狗，还在中央高层那里被打小报告，向来吃软不吃硬的官文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曾国荃在湖北愈加难以开展工作。军旅出身的曾国荃自然不会认怂，八月二十六日，他再上《劾督臣疏》，密陈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等罪状，以五百里加急的速度进呈两宫。
        既然曾国荃不善伪装，便唯有同官文死磕。往昔督抚相残的剧情，再度上演。
替老九“擦屁股”
        曾国荃与官文缠斗正酣，可着实愁坏了大哥曾国藩。
        在写密折前数日，老九曾向大哥吐槽湖北政界黑暗，并表露弹劾之意。曾国藩自然主张以和为贵，弹劾一事“请暂置缓图”。若执意为之，一来即便“幸而获胜”，也必定引来兔死狐悲，触动了湖北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曾氏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正所谓“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倘图一时痛快，参了官文，“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威威招风之象见矣。”二来退一步为湘军着想，老九非要搞官文，那么“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则终致百口莫辩，而大哥“愈不能轻轻隐退矣”，本已处于是非旋涡中的湘军弟兄们必受牵连。故曾国藩希望老九消停一点，“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
        按理说曾国藩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能制止老九莽撞之举，谁知曾国荃这次铆足了劲要同官文决一雌雄，几天后，密折便已摆在两宫与恭王桌上。九月初六，曾国藩终于得知老九未听劝告，弹劾密折已造成朝野热议。这下又轮到他给弟弟善后擦屁股。
        对于老九，曾国藩自须批评教育。对于官文，曾国藩只得厚着脸皮向其极力示好。当时官北上进京接受中央调查，坐船经行扬州，而曾国藩亦顺道南下扬州，并事先致函表示歉意，愿设宴请和。待官文抵扬，曾之嫡系丁日昌、程恒生等人居间说合，曾更是在岸边迎候，然二人见面竟无一句寒暄。后来扬州本地司道官员设席款待二位大佬，曾如约而至，官却始终未露面。可见官文对被劾一事依然耿耿于怀，但尚不致同曾决裂。
        进京后，官文即遭革职交部议处。不过很快改为罚俸十年，简任直隶总督，继续做封疆大吏去了。须知一品官员一年俸禄不过二百一十五两，罚去十年，也仅区区两千余两，而总督一年的养廉银便高达一万五千两之巨，所谓罚俸徒有其表而已。难怪曾国藩慨叹朝廷“公道全泯，亦殊可惧”。
        朝廷之所以缺乏“公道”，说到底还是跟曾老九的折子有关。在奏折里，曾指出官文曾经“贿通肃顺”，乃肃党余孽，这戳中了两宫及恭王神经最敏感之处。当年叔嫂联手诛杀肃顺，惩办骨干，已使整个军机处大换血，引发政坛大地震。故只抓祸首，不究余党，可谓既明智亦无奈。若沿着曾老九所供线索查下去，得到的答案恐怕不单单是肃党余孽而已，很有可能牵出辛酉政变之不堪事实。这无异于揭昔日老底，给自己挖坑。叔嫂三人对己之发迹史向来讳莫如深，在该问题上是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故替官文撇清“肃党”嫌疑，其实也就等于给自己严守隐情。故而叔嫂不容许他人翻旧账，况且官文作为满人，过去颇有功勋，从轻发落便顺理成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虽然保住了乌纱帽，却丢失了经营长达十多年的地盘、人脉与资源，官文岂能善罢甘休？转过年来，他便指示御史佛尔国春狠狠参了曾国荃一本。加之彼时剿捻不利，老九好生郁闷，曾国藩劝他“从此反求诸己，切实做去，安知大堑之后无大伸之日耶？”
        1866年5月，曾国荃再度称病离职。这一蛰伏便是八年。光绪元年，老九二度复出，此后官运顺遂，享太子太保之衔。“大堑之后乃大伸”，大哥说的话终究应验。
搅了恭王一盘好棋
        素与湘军交情不错的恭王，为何不替老九说话？除了掩盖政变实情，还在于曾国荃的奏折搅黄了其人事安排上的一盘好棋。
        1866年3月，被恭王倚为股肱的曹毓英忽然病逝，改革阵营顿失得力一臂。曹生前主要负责起草重要文稿，其位置至为关键。物色许久，恭王终选定江西人胡家玉出任左副都御使，并在军机上学习行走。当时胡刚四十六岁，可谓年富力强，前途坦荡，借此亦知恭王极力扶植、以图将来升为南派领军之意。
        只可惜胡命中无此厚福。曾国荃弹劾奏折中揭露官文与胡家玉有公款私馈之罪。原来同治四年，胡自湖南查案归京途中路过湖北，官文“以胡家玉为贵近之臣，乃从粮台取银四千两，作为馈送之礼”，希冀讨好胡氏，望其帮己掩盖不堪之举。经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赴鄂调查，坐实此事件属于违纪受贿行为，胡家玉交部议处，免去军机处职务。
        其实钦差大臣沿途接受馈赠，捞点儿灰色外快，本属常情，同僚大都心照不宣。只是这次是巡抚爆料，且胡身处要害位置，朝廷必须有所表示，否则实难服众。于是恭王好不容易培养的嫡系便就此退出政治中心。
        督抚对飚虽说是地方之大事件，不过自咸丰朝以来，此类情形屡见不鲜，恭王自不会过分在意。然痛失一位籍贯、能力、年龄、理念皆与自己心中人选相吻合之候补军机，确确实实是对恭王的重大打击。毕竟运作一名自己看重的官员进入军机处，并非易事。况且恭王是将胡家玉视作未来与倭仁等保守理论家抗衡的一枚重要棋子。没想到手中这颗卒子尚未渡河，便沦为曾、官争斗的炮灰。
        一番苦心戛然而止，一盘好棋横遭破坏，你说恭王有多恼怒？
斗法“夺情案”
        恭王之所以火大，还由于本已在朝堂占得之先机，也因弹劾案显得毫无意义。
        所谓“先机”，指的是恭王阵营在李鸿藻“夺情案”上的表现。该年七月，新晋军机李鸿藻之母姚氏去世，按照官场礼法，当丁忧三年。
        李一直以来被视作两宫嫡系及理论家阵营新锐，其归家守制对于恭王而言，自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李氏于弘德殿给同治授读六年，最受两宫器重与皇上信赖，因此两宫下旨： “李鸿藻谆谆纳诲，皇帝乐从，诚不可或离左右。且军务未平，兼资翊赞”，令其仿以往名臣成例，“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仍在军机处行走……”这就意味着要李鸿藻夺情（编注：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称“夺情”）。
        李鸿藻夺情，则表示人不离岗，留任军机处，那么改革派与理论家、南北汉族军机间仍呈均势。按道理，恭王应该盼着李氏赶紧回家守孝。怎奈两宫对李过于倚重，若唱反调，势必招致麻烦。此际改革派灵机一动，迎合两宫，力主李鸿藻夺情，而将违背圣意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理论家阵营头上。
        身为理学家，守孝三年乃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不光李鸿藻如此认为，其同道倭仁、徐桐、翁同龢等人亦持该观念，并竭力在两宫面前为李求情。这恰恰给予恭王等攻击之借口。七月初七，两宫召见倭、徐、翁三人，问及李鸿藻夺情一事，倭仁奏请此举“于礼未合”，徐、翁亦在旁附和。待侦知理论家之意向，最希望李丁忧之人却表面上最坚定主张夺情。次日一早，恭王率军机处诸大臣赴弘德殿与诸位帝师晤谈夺情事件。恭王先是传懿旨，表达“留李某系不得已苦衷”，接着力劝各位帝师识趣，勿再拘泥于道德约束。倭仁等人依旧据理回答，强调不可违背礼制。其实在改革派看来，所谓理论家们，无非一帮名义上讲求道学，实际上因利益而结盟的政治势力，焉有什么真正的天道性命可言。
        经过一番较量，改革派造成一件“既定事实”：李鸿藻之所以要坚持守制三年，非仅个人意愿，而是有背后理论家们的支持。于是经恭王等人这么回禀，两宫自然大为光火，责问“倭仁等既以夺情为非礼，何妨于前次召见时据实陈奏？乃尔时并无异议，迨两次降旨慰留后始有此奏，殊不可解。”让两宫对理论家们心生不满甚至产生不信任，这便是恭王等人追求的效果。
        两宫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半个月后，改革派与理论家双方主要头目齐聚东暖阁，接受两宫质询。二位太后诘问帝师“何以复有此奏，岂汝等不谅苦衷耶，抑别有意见耶？”恭王亦从中煽风点火，理论家完全陷于恭王所做局中，顿时乱了阵脚，倭仁唯唯诺诺、百口莫辩，徐桐、翁同龢虽插了几句话，但毕竟人微言轻，“势不能争也”。就连平素与帝师关系甚好的醇王，也“悻悻不平”，埋怨他们“数日来何不与商量”。此次庙堂之争，理论家阵营完败。
        至此，恭王的如意算盘昭然若揭：通过夺情案，借朝廷之手，打击理论家阵营，从而使两宫与李鸿藻心生嫌隙。如此，恭王便可为新晋军机胡家玉鸣鼓开道，壮大自身势力。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八月底曾国荃一纸弹劾撸下了胡家玉，十月初两宫下旨令李鸿藻“于百日后照常入直，毋得再行固辞”，恭王机关算尽，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李鸿藻并非迂腐保守之徒。但是恭王一直对去年被罢黜事件中倭仁等人之表现怀恨在心，正是被此成见推着走，但凡稍有机会，他便欲反击报复。也正因其冲动之举，亲手将改革派与理论家之间本不甚明晰的界限彻底划为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
        推行改革，应八方求援，而非四处树敌， 这好比对弈，多留活口总胜过招招致命。恭王反其道行之，当个人心结蔓延成两派宿怨时，更大的政治风波已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