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参战英军不仅有完整的火炮瞄准器具，且有一流的炮手。相反，清军的火炮多是固定的要塞防御炮，缺乏野战机动性，瞄准系统也出现大倒退，还不如明末火炮性能先进。
束手无策关天培
　　由于冶炼技术落后，清军火炮铁质很差，铸造的炮身气孔、气泡多，很容易发生炸膛。据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关天培称，1835年，他督放的虎门炮台火炮，一次便炸裂六门，后来又在佛山镇制造了五十九门新炮，试放时炸裂了十门，损坏三门。
　　鸦片战争前夕，为加强虎门守备，清军赶造了八千斤、六千斤大炮共四十门，结果试射时炸裂八门，另有七门存在其他缺陷。关天培在其著作《筹海初集》中记载，炸裂的八门炮中，“有全行炸碎者，有炸去炮尾者，有炸成十余块者；有飞陷山腰者，有落沉海底者”，两名士兵一死一伤。事后检验出问题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甚至还有一个可以贮四碗水的空洞！
　　当时清军的火炮多是固定炮位，缺少炮架，有炮架的又笨滞艰涩，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极大地限制了射击范围和灵活度，而英军的炮架制造坚固，转动灵活。更有甚者，清军炮架大多用粗劣木料制成，开火后，木架震松，“既难取准，又不能再行施放”。
　　双方使用的炮弹质量也差异巨大。英军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多种炮弹，尤其是球形空心爆炸弹最具威力，被清军称为开花炮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而清军基本上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一种。其实，开花炮弹清初就传到了中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形制在中国罕见流传，而“威远将军炮”本身则一直尘封于武库之中。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鸦片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一些地方官员发现，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董大炮，经过修复后，居然比清朝新铸造的火炮更有战斗力！这些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借此向道光皇帝邀功，道光也稀里糊涂，在批复中夸奖他们办事得力，他根本没有动脑子想想，怎么会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怪事。
鸟枪“高寿”166岁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只有防守吴淞口的清军炮兵在实战中取得了较高命中率。除了得益于该部队指挥官战前的强化训练外，据英军战后巡视战场的记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守军用土办法在火炮上加装了类似瞄准器的简陋配件。无奈清军所用炮弹本身的实际杀伤力有限，虽然多次准确命中敌舰，却始终无法造成实质伤害。
　　至于普通步兵的差距就更大了。
　　首先，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而他们的西洋对手，早已实现了火枪与野战炮的全火器组合。
　　其次，双方步兵火器技术水准不在一个档次上。清军的火绳枪射程约150米，射速为每分钟1到2发，英军步兵的主流装备是博克式燧发滑膛枪，少数士兵装备了更先进的布伦斯威克式击发枪——前者最大射程220米，发射速度为每分钟2到3发，后者最大射程330米，发射速度为每分钟3到4发。
　　最后，清军的火枪和火炮一样，都没有定期更换的制度，有的鸟枪竟然已经使用了166年，是辉煌的康熙朝留下来的宝贝。
　　当英国军舰于1840年8月突入渤海湾时，天津城兵只有八百余人，去掉看管仓库、监狱、城池及各项差事者外，机动兵力仅约六百人。大沽口的守军数十人，北塘守军也不足六百人。山海关守军装备的仍旧是刀矛弓箭，没有新的火炮，只有将废弃了两个世纪的明朝旧炮稍事修理，仓促上阵。
　　此时此地的清军，成了一支彻底落伍的军队。
假如遭遇拿破仑
　　靠着骏马铁蹄，极盛时期的清朝陆军力量，只能抵达新疆，再也无力越过中亚，与欧洲发生面对面的碰撞。正因为如此，也无法从整体上感知西方人工业进步之神速。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19世纪初清军能跟横扫欧陆的拿破仑大军打一场遭遇战，清廷一定会意识到自身的军事装备有多落后。但是，沉湎于康雍乾盛世的八旗子弟，没有谁关心自己疆域以外的事，拿破仑入侵莫斯科的隆隆炮声，并没有传到东方的紫禁城。
　　1821年，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不到二十年后，英国人的舰队开到了虎门之外。
　　海权与火器的结合，使欧洲拥有了征服世界的力量。借助于当时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风能，以及非常高端且明确的国家战略规划，大英帝国利用木质风帆舰队获得了全球扩张的战略机动能力。而火器的充分运用，使这种机动能力又叠加了强大的摧毁能力，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全面制海权。
　　靠着这两大变革，英国在世界上如入无人之境。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最初只有七千余人，后来多次增兵，最多时也不过两万余人。大清国徒有百万大军，却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清朝的水师无法实现海上机动，曾经骁勇善战的步兵和骑兵，也抵挡不住欧洲人的大炮和排枪。
　　此外，当时的守将想找一些熟悉水性，能够出海巡防的士兵，都非常困难，官方文件中，留下了“陆路弁兵多系不习风涛，入船即晕”的记载。中国军队对火器的隔膜是惊人的，对海洋的陌生同样惊人。
　　中国从海上到陆地节节败退，从1840年的虎门，一直退到了1900年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