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钢铁

　　中国钢铁业正处于一个冬天：价格低迷、产能过剩、负债率高企，不时传来一些钢企倒闭的噩耗。

　　更为业界揪心的是，真正的寒冬可能是接下来的数年间。原国家冶金局局长赵喜子提醒说：“觉得钢铁过冬是周期性，咬咬牙就能过去，那就错了!”

　　作为传统支柱产业，钢铁意味着巨量投资，关联着GDP、税收、就业等重大问题。于是，政府出手调控，去产能，促重组，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自身力量。

　　钢企除了转型升级，别无他途。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转不好找死，不转型等死。”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历经月余，走访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讲述中国钢铁在这个冬天里拯救与自我拯救的故事。

　　钢铁产能过剩真相

　　4月初一个雾气弥漫的早晨，数十辆载着中国民营钢铁业精英的奥迪车停靠在山东肥城市宝盛大酒店门前。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等鱼贯而出，在工作人员和记者们的簇拥下，来到二楼“全联冶金商会二届二次会员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理事会”会场。

　　“2015年，一些钢铁企业要想好怎么去‘死’。”在主席台中间位置就坐的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神情严肃地说。

　　此时，斜对角第一排的山西闻喜县县委书记张汪尤抬起头，不安地望了一眼赵喜子。他心里清楚，“死”的对象就包括闻喜县辖内的山西海鑫钢铁公司。

　　2014年11月，这家山西省最大民营钢铁企业在开开停停挣扎了4年后，最终启动了破产程序。海鑫钢铁直接和间接支撑着闻喜县约1/4人口的生计，纳税额占全县的60%。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钢铁行业自2008年进入低迷期，尽管2014年粗钢产量以8.23亿吨刷新历史记录，但粗钢表观消费量为7.4亿吨，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钢材价格跌至2003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2〜2014年，钢铁行业基本处于亏损状态，最低时钢铁主业不到1%的利润率。今年一季度，国内大中型钢企亏损面近50%，钢铁业已成中国“最不赚钱”的行业之一。

　　举债度日成为大量钢企普遍做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2014年负债总额3.2万多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3%，部分企业负债率高达80%;其中，银行借款额1.3万亿元，另有近1.9万亿元的高息短期贷款。今年一季度，钢铁业遭银行抽贷约650亿元。许多业内人士认为，钢铁财务危机随时可能大面积爆发。

　　2014年，除海鑫钢铁外，四川省大型钢企川威集团、黑龙江最大钢企西林钢铁集团等，相继传出面临破产重组窘境的消息。今年3月下旬，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变相裁员1.6万人。

　　按照工信部正拟出台的《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等政策，在此前4年压缩9000万吨的基础上，到2017年还要再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钢企数量保持在300家左右，产能利用率达到80%以上;到2025年，前10家钢铁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比例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重整的过程中还有环保压力。新环保法、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新标准等正式实施后，钢铁企业要达到国家新的排放标准，吨钢环保投资需要增加13%，运营费用增加200元左右。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新环保法要求过高，或将倒逼一部分钢铁企业“速死”。

　　“对于拥有300多万人的钢铁行业来说，过去的3年只能算是冬天，今后才是真正的寒冬。”赵喜子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拉不住的缰绳

　　肥城会议当晚，张汪尤再次做出努力，找到赵喜子和部分参会企业家，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尽快撮合海鑫钢铁重组事宜。

　　德龙集团董事长丁立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除非再打一下折扣，还要拉上银行一起走!”

　　残酷现实背后是钢铁业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1996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2000年〜2008年是中国冶金工业史上的黄金8年。

　　“那时，不管上什么钢铁项目都赚钱，每吨至少有千元左右的利润，真有点数钱数到手发软的感觉。”邯郸钢铁集团副总经理魏广民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作为邯钢人，魏广民有值得骄傲的资本。1990年代中期，以“抓效益、降成本”闻名的邯钢，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一面金字招牌——“工业学邯钢”。但随后的发展却偏离了当初的设想。

　　在高利润面前，邯钢的“6字真言”被抛在了脑后，钢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阶段。2003年，钢铁业总投资142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87.2%。其后数年粗钢产量增速维持在20%以上，2007年一度接近30%。大干快上为日后钢铁行业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钢铁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进入门槛不高，但退出很难。于是，决策部门频频出招给虚火上升的钢铁业降温。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2月至今，国家相关部门已先后出台了20多项淘汰钢铁落后产能的政策。

　　尤其是2004年江苏铁本事件，更显现出决策部门的焦虑和决心。时任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曾表示，制止钢铁行业违法违规、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大产能的问题，不只是钢铁行业自身问题，它涉及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合理投资结构等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但其后钢铁业的热情不减，大量企业仍以各种名义未批先建。甚至有业内人士形容，每次对钢铁行业的调控后，都会迎来钢铁行业的新一轮“狂欢”。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钢铁企业被迫大幅减产。2009年，全球钢产量锐减21.5%。但紧接着在“4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下，钢铁业再度掀起投资高潮。到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

　　河南省最大钢企安阳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刺激政策拉动钢铁消费持续时间并非很长，但加上有较大比例的钢铁消费是新建和改建钢厂的内循环消费，随着时间推移，钢铁消费量和产能的关系越来越不成正比，导致钢铁产能过剩。

　　通常产能利用率在75%以下即可称之为产能过剩，2014年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只有70.69%。

　　但需要区别对待的是，我国钢铁产品中的粗钢、铸铁管、不锈型材、螺纹钢、普特钢等产能过剩，附加值较高的镀层板、冷轧薄板带、中厚特带钢、合金板和电工钢板等则需从日本和德国进口。2014年，我国进口钢材1443.21万吨。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于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进口钢材仅占全国钢产量的一个多百分点，这些钢材中的大部分品种我国企业也能生产，只是缺乏稳定性，竞争力较弱。

　　市场何以失灵

　　每次政府出手调控，许多国企的产能产量下降，但全国的总量却在上升。

　　背后原因在于，近十多年来民营钢铁企业发展迅猛，已从2002年的三分天下，发展到2012年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有批评人士将产能过剩的矛头对准了民企，并指责后者靠不开发票，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等手段在效益上超过了国企。

　　对此，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规范化经营同样是规模化民企的基本准则，他还反问，“那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企为什么不倒闭?”

　　无论国企民企，中国钢铁行业面临一个共同难题——边际生产者退出难。通常情况下，排在钢铁行业“队尾”、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的企业，即为边际生产者，充当钢铁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器的角色。

　　2003〜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利润最高8.1%，最低6.5%，意味着这一调节器运行比较正常。但2009年后“失灵”，一些企业没有利润也不轻易减产、停产，甚至越亏损越增产，不仅抬高了原料价格，又亏本倾销拉低了钢材价格，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合理水平。

　　其中不乏一些地区的骨干企业。比如安阳钢铁，2011年〜2014年，亏损总额超过57亿元，负债率接近80%。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安钢是民营企业，可能早就关门了。它之所以还在生产，就是为了养活2.5万在岗职工和3.2万“三产”及退休人员，有生产才有现金流，才能发出工资，“这是国企的责任所在”。

　　规模更大的山东钢铁集团董事长任浩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们有近10万员工是吃钢铁饭，钢铁主业如果不能自己造血，企业发展将不可持续。”

　　“地条钢”屡禁不绝

　　产能整体过剩已是钢铁业共识，不过，里面别有洞天。

　　2014年，我国钢材产量(含重复材)达11.3亿吨，粗钢8.2亿吨，钢材比粗钢多出3亿吨。赵喜子表示，如此大的差距，表明除钢材深加工外，“地条钢”产量仍然很大。

　　“地条钢”一般指假冒伪劣的钢产品。根据业内人士介绍，地条钢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河北唐山、辽宁辽阳、江苏徐州、连云港等地，新疆则“遍地开花”。但由于隐蔽性较强且利益链复杂，地条钢的准确产量至今尚是未知数。

　　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树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我国或存在约8000万吨的地条钢生产能力，如果将这部分产能算进去，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66.13%，属于严重过剩。

　　更为关键的是，假冒钢材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2014年，河南省共销售安钢品牌螺纹钢800万吨，但安钢自己生产的螺纹钢只有150万吨。冒充其品牌的地条钢，每吨价格比正品便宜200〜300元。

　　2014年11月，在安钢举报下，河南省工商、质检等部门曾对假冒伪劣钢材进行整治，但最终仅查封了部分假冒钢材产品。一段时间后，假冒伪劣产品又重回市场。

　　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还未营造出一个足够公平的市场环境，执法不尽公平。比如，被工信部纳入规范条件名单的304家钢铁企业，反复有人检查，但名单之外的200多家企业却鲜有人过问。造成名单之外的企业失控——既有产品质量不达标，也有环保严重不达标。他们同样在市场中销售产品，最终大幅度拉低产品价格，致使整个行业大面积亏损。

　　据业内人士介绍，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专门组织相关部门和协会研讨如何应对地条钢的问题，但临门一脚时却发现“门”不知在何处。

　　事实上，如今部分地条钢企业已改头换面，甚至连企业名称都不含钢铁两字。再者，如果废钢原料纯净，有些地条钢企业也能生产出符合标准的钢材。因此，普通的稽查办法很难发现其踪影，造成地条钢屡禁不止。

　　迟京东认为，治理地条钢检验着政府的执法能力。无论工商、质监还是环保部门都拥有遍布县、乡、镇的执法力量，哪些企业属于地条钢企业，地方执法部门最清楚，因此能否打掉地条钢还要看政府部门的决心和执行力。

　　但现实中，由于工商部门在市场端执法，质监部门监管生产工厂，执法链条往往不畅，应该尽快打通环节，形成联合执法机制。

　　让地条钢企业无处藏身的一个撒手锏是稽查耗电量。据统计，钢铁工业的耗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10。业内人士介绍，只要盯紧企业耗电量，那些地条钢企业无法遁形。

　　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也是治理地条钢的好办法。李树斌表示，如果在钢铁业推行“营改增”，就可倒逼地条钢开发票，避免偷税漏税，从而大幅度压缩地条钢的利润空间，让假冒伪劣失去意义。

　　他还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可以恢复废钢税收优惠政策，使正规废钢回收企业不再处于劣势地位，对地条钢的生产形成有效打击。

　　混战抽身难

　　在拥挤的中低端市场混战，谁都不好受。但抽身出来并不容易。

　　“不转型等死，转不好找死，钢企就处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中。”河南济源钢铁董事长李玉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这家有着57年历史的钢企，2001年改制为民企，并从2004年开始了“普转优、优转特”的产品升级过程——从原来仅能生产螺纹钢和线材等建筑用钢，转到优质工业用钢，再转到汽车钢、轴承钢等特种钢材。

　　济源钢铁想以此规避在普钢领域的激烈竞争，提升在中高端钢材中的市场份额。然而一流的设备可以依靠投资解决，但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则很难在短期内提升。在产品质量不能达到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卖不出好价格。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流的设备，二流的产品，三流的价格，是大部分钢企面临的难题。

　　除济源钢铁外，国内许多大型钢企也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并逐渐形成各自的拳头产品。比如，宝钢在汽车板材方面一枝独秀，武钢、首钢在工程机械中厚板材方面占据较大市场份额，马钢、邯钢则以热、冷卷板材为主，攀枝花钢铁侧重于重轨钢材生产。

　　但大部分钢企产品线都较长，产品种类繁多，同质化竞争在所难免，依然摆脱不了价格战的漩涡。

　　安钢副总经理王新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天然气管线用钢属于特殊品种钢，原来国内企业不能生产，因此西气东输一线全部采用进口管线钢。到了西气东输二线建设时，安钢拿到了2万吨的合同，当时吨钢价格8150元，利润1000元/吨左右。但到了西气东输三线建设时，钢企一拥而上，竞相降价，最终的价格降到每吨3700元，很多企业拿到了订单，但谁供货谁亏损。

　　更典型的案例是不锈钢。我国不锈钢的生产基地早期主要是太原钢铁，效益可观，但随着其他钢企的迅速跟进，到2012年，不锈钢的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比整个钢铁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还低。

　　也有成功的案例。宝钢曾与一家汽车企业合作，发现自己供给的钢材没有日本新日铁的钢材成材率高，经过反复检验也未找出质量问题。后来发现，这家车企使用的模具是新日铁帮助设计的，自然更适合新日铁的钢材。汲取这一教训后，宝钢在与另一车企合作时，便与车企合作设计建造了适合宝钢钢材质量的特定模具，实现了较高的成材率，并为竞争对手设置了门槛。

　　迟京东表示，钢企转型应是从以规模为主转变为质量和服务导向，确保质量稳定，且服务个性化。

　　他同时认为，从目前行业整体来看，转型做优特钢，可能只有个别企业能做到，大部分钢企在技术上、管理上、人才储备等方面暂时难以为继。

　　连全国最大钢铁集团河北钢铁的董事长于勇都说：“短期内，大型钢铁集团并不能指望少数高端产品来养活。”

　　新瘦身计划

　　在行业整体陷入困境、企业纷纷“自救”之时，国家调控之手即将再度祭出重拳。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骆铁军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工信部拟于今年6月底前正式出台《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目标是在这3年再压缩8000万吨钢铁产能。

　　此前的2010〜2014年，我国共计淘汰炼钢产能9000万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产能过剩矛盾。尤其是2014年淘汰了3100万吨落后产能，提前完成了“十二五”目标任务。

　　除前述行动计划即将出台外，工信部等方面还在编制钢铁业“十三五”规划，并着手修订10年前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将制订出更长期的政策目标。

　　问题在于，在2013年底时，国内400立方米以下高炉的产能比例就已降到4.7%，30吨以下转炉的产能比例仅为0.9%。简单说，能淘汰的基本都已淘汰，剩下的都不好淘汰，尤其牵涉大量职工安置问题。

　　此外，不少钢企之间形成互相担保的局面，银行方面也多不愿钢企被淘汰，这将进一步加大调控难度。

　　赵喜子分析，未来可能消减规模在100万吨/年以下产能的企业，预计有7500万吨的产能。再加上如山西海鑫、四川川威等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倒闭危机的规模较大钢企，预计产能在1500万吨，新任务或可完成。

　　规模是此前调控的主要标准，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对《财经国家周刊》介绍，未来要建立以环保、能耗、质量、安全为主的综合淘汰体系，并对接执行体系，这是调控标准的一个重要转变，有关工作正在开展，可能会形成一个专门文件。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设定具体调控数字的做法意义不大，历年来都有淘汰企业名录，但水分很多，“未来的淘汰应该是市场淘汰。”

　　即使是认为新瘦身计划有望完成的赵喜子也表示了担忧。在他看来，2017年完成新任务后，钢铁业的前景依然不够乐观。

　　根据发达国家和产钢大国的发展规律，人均产钢达到600公斤时便进入峰值平台，5到10年后进入严重过剩阶段。我国2013年就达到峰值，赵喜子据此认为，“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钢铁业的真正“寒冬”。

　　“别觉得钢铁过冬是周期性，咬咬牙就过去了，那就错了!”赵喜子说，即使再难，“转型升级是今后唯一的生存发展之道。”

　　重组为什么难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被认为是解决钢铁业矛盾的一个重要措施。

　　按照工信部最新思路，到2025年，前10家钢铁集团粗钢产量占全国比例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重组合并思路由来已久，但此前数年，中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不仅未提升，反而有所下降。中钢协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粗钢前10家企业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36.6%，比2010年下降了12%。

　　“兼并重组是钢铁行业调整发展的牛鼻子。”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兼并重组不活跃，有经济下行、行业自身规律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障碍。

　　“拉郎配”的尴尬

　　按业内共识，我国钢铁行业并购重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1999年，政府主导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2000〜2005年，仍以政府主导为主，港资和民营企业开始参与进来;2005年《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颁布后，行业并购重组加速，该阶段政府引导与市场结合，国企、民企、外企均积极参与。

　　然而，即使在新一阶段，为业内广泛认可的成功案例仍不多，更多的是“拉郎配”。

　　2005年，在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鞍山钢铁和本溪钢铁宣布联合重组建立鞍本钢铁集团，但只进行了几年报表合并的象征性重组后，不了了之。

　　2011年，云南曲靖地方政府一纸文件下来，5家民开始了“貌合神离”的重组之路，目前仍进退两难。

　　地方保护也是钢企重组的一大阻碍。2006年，宝钢与马钢签订了战略重组协议，但安徽方面并不愿意将马钢的所有权转让，重组宣告失败。

　　2007年，宝钢与邯钢共同投资成立邯宝钢铁，1年后，河北省宣布成立河北钢铁集团，邯钢即在其中。邯宝钢铁计划随即搁浅。

　　跨区域重组，本身也有操作性难题。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通常运输一吨钢会产生5吨的运输量，这是钢铁的特殊属性，因此企业重组半径最好不超过500公里。否则，极难互补，也极易陷入亏损。

　　利益冲突与社会包袱

　　导致钢企兼并重组失利原因有很多，有些障碍即便地方政府也无法逾越。

　　留抵税的转移就是难点之一。我国税法规定，在企业重组后，如果资产、负债和人员随之转移，企业的留抵税也可同时转移，使重组后企业获得税收抵扣。但这种留抵税的转移附带了一个条件——即企业重组后，须将原有的企业注销。

　　这就人为造成了一个死结。在重组过程中，被兼并企业以股东身份占有重组后企业的股份，如果要实现留抵税转移，须在工商登记中注销被兼并企业，但被兼并企业一旦注销，便无法与重组后企业保持法律上的持股关系，随即失去股东身份。云南曲钢的重组就卡在这里。

　　人员退出难、社会包袱重也是阻碍钢企重组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原因，国有钢企大都背负着大量冗余人员的社会包袱。重组后不仅无法迅速剥离冗余人员，还需继续给原来离退休人员发放工资补贴，弥补社会养老保险水平过低的问题。

　　障碍还有地区间利益分享机制缺失和所有制不同。部分地方政府考虑GDP、税收、就业等因素，不愿本地企业被外地企业兼并。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则由于国企改革不到位、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后期整合会面临职工身份转换、土地使用、资产整合、债务处置等诸多问题，造成产权跨所有制流动障碍，导致企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动力不足。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前述障碍不消除，2025年的钢铁重组目标将难以实现。

　　以市场化改革为前提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企重组，政府首先要下大决心，解决好‘帽子’问题，还要特别关注国企的历史问题。”

　　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家应在企业兼并重组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既然要鼓励重组，就需要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否则都是一纸空文。

　　他认为可参照一些国外经验。比如，日本为了支持企业的兼并重组，明确规定企业在重组过程中失败，导致利润损失，则允许企业将这部分损失在未来的税款中摊销，这等于降低了企业重组的风险，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

　　为推动重组，国家此前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但许多受访业内人士认为，此前落实得并不好。比如扩大企业兼并重组中企业所得税等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范围，实行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5年内分期均摊纳税;上市公司可用定向发行可转债券作为兼并重组支付方式，并对其并购重组实施并联审批;利用失业保险金支持符合一定条件的兼并重组企业稳定职工岗位等多项鼓励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启动行业并购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必须以市场化改革为前提，允许企业自己择善从之，以提高并购重组的效率。

　　具体而言：一是要通过市场“无形之手”，令市场出清，政府不要去干扰钢铁行业的自发调整;二是政府在退出市场的同时，也不能让国企过度垄断;三是打破信息封闭，增加政策透明度，让各类企业能够比较自由地决策和竞争。

　　钢结构的想象空间

　　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8.23亿吨，约占全球一半，产能利用率70.69%。面对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多钢企将国内市场的扩大寄托在钢结构建筑上。

　　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十分注重钢结构建筑的推广和应用，钢结构用钢量占到建筑用钢产量的60%以上，钢结构面积占到总建筑面积的40%以上。

　　但中国建筑钢结构加工、制作型材只占钢材总产量的6%，钢结构面积只占总建筑面积的1%。因造价高、耐火性差等原因，钢结构还没有被广泛认可。

　　中国钢结构协会秘书长侯兆新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在今年正式施行，目前住建部等部门希望进一步推动钢结构住宅的应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将推动国内钢结构市场及钢结构住宅的发展，钢结构市场空间将逐步打开。

　　前景看好

　　钢结构建筑具有生产工业化程度高，建筑工程质量和工期有保障，有助于化解钢铁产能过剩，促进钢铁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建筑垃圾，实现经济和节能环保双赢等众多优势。

　　近几年，随着国家推广绿色建筑、推进节能减排力度加大，建筑业的转型步伐加快。2012年4月，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钢结构被划入绿色建筑行列，也给予了相应的激励政策。

　　2008年前后，在北京奥运会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钢结构建筑热潮，建成了一大批钢结构场馆、机场、车站和高层建筑。但整体来看，在中国普通住宅市场中，混凝土结构目前仍占90%以上。

　　初步测算，以2014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近18万平方米为例，如果按照钢结构住宅每平方米钢材消耗量100公斤计算，1%的钢结构住宅比重如果提高到10%，每年将增加钢材需求1620万吨，减少占据城市垃圾总量40%的混凝土等建筑垃圾高达4亿吨。

　　推广难题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产能过剩的压力面前，部分钢铁企业开始拓展相关业务，布局自己的钢结构公司，推广抗震、节能、环保、建设周期短的钢结构建筑。但与产业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上的各种良好预期相比，国内钢结构建筑尤其是民用建筑领域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发展速度缓慢。

　　成本较高是首要难题。侯兆新介绍，钢结构住宅比混凝土住宅每平米的直接造价要高200〜400元，虽然成本在不断降低，但目前在建筑品质上仍没有明显优势。

　　尤其是在居住体验上并不太好的情况下，开发商和消费者积极性较低。不少开发商将钢结构的造价压得很低，希望以“花买棉袄的钱买到羽绒服”，结果造成一些钢结构建筑质量不过关，给钢结构的推广带来负面效应。

　　产业链配套也不够成熟。钢结构建筑，涉及梁柱、墙体和楼板、门窗等各种结构及部件的配套，但市场规模化效应尚未形成，还未做到标准化和有效衔接。钢结构建筑“又快、又省、又美观、又舒适”的特点在市场上尚未有效显现。

　　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2015年3月，住建部再次召开专门会议希望推广钢结构建筑，目前具体的措施还在商讨中。

　　解决路径

　　在钢铁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发展钢结构建筑是大势所趋。

　　侯兆新认为，钢结构在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上已拥有绝对竞争力。钢结构的未来是推向更为普遍的中低层建筑。

　　为此，可以采取“迂回发展”战略，由各地政府带头，对办公楼、校舍、医院、保障房等政府投资、且相对规整简单的公共建筑先采用钢结构。

　　一旦这些具备良好性能的钢结构建筑建成投用，将在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在市场份额、社会影响力以及客户接受度等方面得到提高之后，再逐步聚焦到量大面广的居住类建筑上。

　　同时，可通过加大政策倾斜来引导商业开发中钢结构的应用。比如，进一步提高钢结构在绿色建筑评级中的权重。还可以让开发商在选择钢结构后提高开发容积率，并获得税收减免优惠，这将大大提升市场对钢结构应用的积极性。

　　业内人士还建议，国家可以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设立钢结构推广基金，重点支持钢结构技术研发，加快技术进步，使其达到更优良的性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中钢协常务副会长朱继民表示，如果国家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未来钢结构建筑将具有非常广阔的推广前景。

　　钢铁如何“走出去”

　　国内产能过剩，“走出去”自然就成为当前中国钢铁企业的一大新希望。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1〜3月，钢铁出口量同比增长40.7%，达2578万吨。如果不出意外，2015年钢铁出口量将破1亿吨。

　　但加速走出去时，中国钢铁业也频遭“双反”，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就有80多宗。

　　出于减少钢铁国际贸易摩擦的考虑，中国政府也相应作出一些政策调整。比如在2006年9月，将大部分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由11%降低到8%;11月又对钢坯增收10%的出口关税。收效甚微后，板材和线材的出口退税干脆从8%直接降为零。

　　2014年12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文，对于含硼合金钢等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为零。

　　“国外的双反恰恰说明，他们怕我们走出去，没必要担心这个。但调整也是有必要的。”全国工商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世界钢铁大国出口大都在10%以内，中国钢铁出口量最好控制在15%以内，目前还有增长空间。

　　“双反”之下，一些中国钢铁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2014年11月，河北钢铁集团增持全球最大钢铁贸易与综合服务商——瑞士德高国际贸易控股公司股权至51%，实现对其拥有绝对控股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钢铁企业首次收购国际成熟商业网络。

　　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德高公司将对中国钢铁的出口贸易起到重大帮助。”

　　“不能再简单地把钢铁产品卖出去了，而是钢铁资本和产业要借国家战略走出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海外直接投资方面，河钢也有大动作。2014年9月，河钢与南非工业发展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签署《南非钢铁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不出意外，一座年产50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将在南非拔地而起。

　　在此之前，河北民营钢铁企业德龙钢铁集团在泰国开建了一家钢厂。德隆钢铁总经理左硕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家钢厂今年将投产。

　　另有消息称，曾经西非收购铁矿石项目折戟的山东钢铁集团，仍有意向在当地建钢厂。

　　不过，海外投资也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不能盲目进行。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营钢企负责人表示，他们原先规划在东南亚建两个年产不到一百万吨的钢铁项目，但只有一个项目能够最终落实，因为当地无法消纳新增的钢铁产量。

　　对于河钢在南非的大动作，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大勇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河钢要先把南非乃至非洲市场激活。正像日本、韩国当初打开中国钢铁市场——先把需要大量钢材的下游产业输入中国(比如汽车)，然后在中国东部沿海布局钢铁冷轧厂一样。比如，神户制钢与奥钢联合作对在中国的欧系汽车厂供应板材。

　　中钢协会副会长迟京东也认同此类观点。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中国钢铁企业需要上下游联合行动，共同打开国际市场，而非简单的钢厂走出去。”

　　环保新压力

　　“如果严格按照新标准，目前中国几乎所有钢铁企业都不达标。”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会长、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加大了对违法排放的处罚力度，比如按日计罚。

　　从同一日开始，钢铁业须全面执行2012年环保部发布的8项与钢铁工业相关的污染物排放系列标准。

　　这一系列标准覆盖了钢铁生产的全过程，并在旧有标准基础上大幅提高了排放限值，对环境敏感地区规定了更严格的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新的环保压力可能导致部分钢企“速死”。

　　太原钢铁集团能源环保部部长冀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要达到新标准，吨钢环保运营成本将上升到200元。而当前大部分中小钢企的吨钢环保运营成本仅为30〜40元，做得好一点的企业也只有100元左右。

　　技术也是一大门槛。比如，新标准对焦炉烟囱的氮氧化物特别排放限值设定了很高要求，但目前国内外市场上并没有现成的技术手段可实现之。

　　一些环保技术的实用性也受到质疑。例如运用活性炭技术可以很好地实现钢厂烧结机的脱硫脱销，但这样的技术设备一套就需4亿元左右，一年运行成本还需要2亿元，而烧结机本身一台才2亿元。

　　冀岗表示，目前太钢的环保运营费用已达到业内最高，每吨180元，但2015年4月，太钢还是接到了太原市环保局开出的首张按日计罚罚单，金额165万元。

　　部分受访业界人士和专家认为，排污等环保方面的收费，应当部分用于奖励在环保方面做得好的企业。但钢铁企业目前鲜有享受这类奖励。比如，国家对电厂的脱硫脱销有补贴，但钢企的脱硫脱销问题却没有相关补贴。

　　“我们太需要顶层设计了。”沈文荣说，政府应该从金融和税收的角度统筹考虑支持企业环保工作。比如，针对积极做环保的企业，将增值税由17%降到12%，或所得税由25%降到15%等。

　　技术方面的难题则更为复杂。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节能环保中心主任程继军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2012年环保部有关钢铁业新排放标准出台前，研究经费比较缺乏，业内虽做过多次讨论，但很多方面未形成基本共识。“出台比较仓促”，造成了某些标准脱离实际。

　　他认为，现在应该补救，在新标准的基础上，用财政资金整合国内研究力量，出台一个环保技术指导目录，全面摸清钢企要达到新环保标准的每一条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技术难题，并辅以相应的信贷等支持手段。

　　除前述难题，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看来，钢铁行业的环保顶层设计体现在更广泛的方面。

　　比如，河北省密布着大量钢铁企业，年产量2.2亿吨，大部分依赖公路运输，每年会产生10亿吨的运输量，由此带来的污染同样不容忽视。而政府部门早年在钢铁行业布局及配套运输方式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环保压力，现在需要重新优化。